| 某个地域的商业个性、商人个性，我们不妨统称之为“商性”。对“商性”的研究，我相信一定会成为工商界人士的一大兴趣。因为研究“商性”有利于洞察人性，有利于深化我们对“商性”的理解，从而更好地驾驭商业。
关于“个性”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所谓“一母生九子，连母十个样”。一个地方、一个民族都有着鲜明的个性。
中国人有怎样的性格？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有许多精辟论述，为人所熟习，在此不复赘言。我想说的是洋人眼中中国人的个性。在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中，共列举了中国人的个性有27项之多：保全面子、节俭持家、勤劳刻苦、讲究礼貌、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易于误解、拐弯抹角、顺而不从、思绪含混、不紧不慢、轻视外族、缺乏公心、因循守旧、随遇而安、顽强生存、能忍且韧、知足常乐、孝悌为先、仁爱之心、缺乏同情、社会风波、株连守法、相互猜疑、缺乏诚信、多元信仰、现实与时务。
史密斯对每一条性格都有详尽的论证。如“能忍且韧”这一条，在他看来，中国人的韧性是世界一流的，韧性是中国人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天性，就像是鹿的飞跑能力和鹰的敏锐视力。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中国考生年复一年地埋头参加考试，直到90岁才如愿以偿。
但其实，中国不同地方的人又有不同的个性。这些不同的人性和个性，必然会反映到商业中来，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商性”。
“商性”如个性
“商性”是人性、个性在商业舞台上自然的、烙印式的展示，并会浸染上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
头一回坐飞机去深圳，旁边是一位深圳女士。腾云驾雾间，闲聊甚欢。临别我说了一句，希望以后有机会合作。不料该女士劈头打断我：“这是你们北京的风格。我们深圳不是等有了机会再合作，而是坐在一起探讨合作的机会。这样吧，下了飞机我请你喝茶。”
有句名言说的是，把1小时看做60分钟的人所拥有的时间是看做1小时的人的60倍。当时我就对深圳的商业文化以及那位商业精神已浸入骨髓的深圳女士肃然起敬。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说地域文化与商人性格，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地域乃至民族的个性被人所公认。譬如，在一般人看来，古波斯人具有拉长弓和讲真话两种重要的技能，盎格鲁—撒克逊人具有对敌人和对朋友都同样诚实和公正的天性，美国人大抵率直可爱，爱尔兰人倔强不屈，德国人遵纪而好强，日本人讲究而重集体，法国人浪漫而多才思，意大利人热烈而奔放，等等。
当这些性格体现在商业上时，就会使商业投射出人性和个性的色彩，显得斑斓多姿。北京商人与政治走得最近，“政治就像北京人生活中的盐，没有它，北京人的生活就会变得索然寡味。”援引原商业部部长胡平的话：“京派新商人一般从传统商人和政府官员中脱颖而出，经商方式比较多地表现为权力的转移。北京市场不算大，但做生意的场面却最多。主要是因为北京信息丰富。可以说权力和信息构成了京派的经商特色。”
而广东人呢，正好相反，“北京人侃主义，广东人谈生意”；“北京街头多口号，广东街头多广告”。除非政治找广东人，否则广东人决不关心政治。广东人是天生的商人。言必言商，言必言利。“要发财，忙起来”。全民皆商，忙忙碌碌都为商。
相比北京的重权力、广东的忙碌，上海商人的最大特点则是“门槛精”，就算是精明的深圳人，乃至洋人，都很难从上海人手中讨得便宜。
以中国之大，地域文化纷繁复杂，北京商人、上海商人与广东商人又岂能统统代表。相比于北京商人、上海商人、广东商人，中国其他地方的商人也都各擅其妙。
我将各地“商性”归纳如下，读者可从中一窥管豹。
北京商人
1、带政治味，打政治牌
2、能言善侃
3、以诚相待，不虚伪
4、注重人际交往
5、货好不用吹，不重广告
6、素质较高，文化味较浓
上海商人
1、精明
2、自负自傲
3、勇于竞争，精于商战
4、目的明确，经济利益是惟一原则
5、守法守纪，契约意识强
广东商人
1、要发财，忙起来
2、利益交往，少空谈情义
3、勇于开拓，喜欢标新立异
4、自我表现，“王婆卖瓜”
5、讲究避讳，迷信思想重
安徽商人
1、多儒商，爱打文化牌
2、“诚”、“信”、“义”、“仁”
山西商人
1、勤俭吃苦
2、讲究信用和质量
3、公平竞争
4、薄利多销
5、重视信息
武汉商人
1、小心不服输
2、头脑灵活，花样翻新快
3、给予面子
西安商人
1、千年帝都的自负
2、善于抓住商机
3、孤注一掷，敢做敢为
杭州商人 1、面子心较强
2、工于心计
3、心气平和，儒雅有礼
宁波商人
1、四海为家，勇于冒险
2、审时度势，灵活善变
3、讲信用，重质量
4、稳健经营，不做投机生意
温州商人
1、做生意先从小处着手
2、善于推销
3、商业头脑特别灵光
4、外出经营
闽南商人
1、强烈的市场经济意识
2、开拓进取，敢拼敢赢
石狮商人
1、天生爱做生意
2、好打“侨”牌
3、一套服装走天下
东北商人 1、讲义气，重朋友
2、强悍易怒，脾气大
3、豪爽大方
4、无酒不成商，酒场谈生意
“商性”之形成
走笔至此，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同的“商性”呢？
以经济学的分析，这里面最大的道道就在于各种不同的“商性”完全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生存条件下理性选择的结果。
譬如，中国人隐忍性格的形成并非是因为中国人天生好忍，而是因为在中国的国情下，最好的选择便是忍。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像欧洲人那样急冲冲的做法在中国会死得很快很惨。伴随急躁者的消亡，剩下的自然就只有那些“戒急用忍”的人们了。
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一句话说得很绝，“即使在植物界中，不顾自己种子的利害的那种植物，不论其生长怎样茂盛，不久都会从地球上灭亡。”
中国人不得不忍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的生存空间相对狭小。就连史密斯也注意到，中国人口特别稠密，生存空间异常狭窄，在中国这一人口稠密的国家中，由于生活之难，谋生行为是名副其实的“生存斗争”。为了生存，每个人都得竭尽全力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中国人完全可以说是“把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极度的贫穷和为生存而进行艰苦的斗争，使节俭和勤劳这些中国人重要的特性得到最有效的发挥，除此之外，还必然发展出忍与韧的品格。就像机会不多的猎人和渔夫，生活最终将教会他们，他们的生计靠的是他们行动的隐蔽和小心以及等待时机的耐心。其结果，不论他们是属于哪一种民族，“文明的”、“半文明的”，或是“野蛮的”，他们总是隐蔽，小心而有耐心的。
“商性”会走向趋同吗？
“商性”有个性，也有共性。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描述过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商人的共性：他们都是清教徒，渴望着通过创造财富为上帝增添荣耀。
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则将企业家的共性归之为“创新”。
商人要有眼光，有了眼光要敢于去做去拼去打，拼打不能光靠自己，还要有本事组织大家一起去拼去打。眼光、冒险与组织能力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备的三要素，也是天下成功商人的共性。
虽然各个地方有不同的“商性”，但我们仍然可以撷取到不同地方的商人所具有的若干共性：爱冒险，富于创新精神，敢打敢拼，开拓进取，等等。我想，这些共同品性铸成了“商性”的更加丰富的内涵，并且更加深刻地揭示出了成功商人所必需的品性。
我们知道，人的性格会变，其实“商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规范和完善也会变。笔者相信有些过于地域性的，或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不合时宜的个性最终将趋于消失，而适应市场经济契约与法制的“商性”则会发扬光大。就像全球化让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小小的村庄，不同地方的人们越来越像孪生兄弟一样，中国不同地域的“商性”也有可能越来越表现得趋同。
（摘自《科学投资》 载于《发现》2003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