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镜中》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评论界认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用张枣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方法论就是“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

　　《镜中》写于1984年，那时张枣22岁，正在四川外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读硕士研究生。“在四川，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腾滚沸起来，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陈东东《亲爱的张枣》）。张枣进入了这个磁场，很快成为一个磁极。

　　张枣20来岁就在诗坛成名。创作《镜中》时，张枣对新诗创作及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围绕“现代性”的追寻，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张枣继续向着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思考。

　　1986年，张枣旅居德国。在严谨的学院氛围里，他逐渐把早期有关诗学的碎思整合化，形成了诗论《现代性的追寻》（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该书在1990年完成，中译版本面世隔了30年。

　　该书的副标题叫“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为什么将时间点放在1919年？张枣曾将“对‘现代性’的追求”称为“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谈论中国新诗离不开新文化运动这个大背景。新诗在当时被称为白话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回顾新诗的历史，有破坏，有建设，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诗的成熟伴随着对文学本质的认识的加深，对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鉴，然后再经过内部艰难的消化、吸收和新的传统的构建过程。

　　张枣认为：“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最显著的标志之一。”胡适《尝试集》是公认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但在张枣看来，这一标志没有出现在《尝试集》里，鲁迅《野草》更加符合。张枣致力于重新阐释《野草》，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并尝试将《野草》的生成解读为作者对生存危机的语言上的、象征主义的克服。

　　张枣的诗论有明显的多元文化结合的特征。他非常注意早期启蒙者对于象征主义诗歌的模仿和创新。在他看来，鲁迅是真的现代，因为生存困境已经成为鲁迅思考的首要主题，随之，压倒性的虚无主义成为《野草》独有的象征。张枣对于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的关注，也正因此。张枣说，卞、冯的写作不仅展现了他们各自诗艺的圆融，也预示着白话文作为一种语言的成熟，足以承载众多诗人共同肩负的文学现代性的重任。梁宗岱对法国诗人瓦雷里诗学的接受，对于象征主义、传统和“宇宙意识”的认识，实际上意味着，诗的现代性是可以在传统中以一种“古典”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张枣用“现代性”的视角把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诗人重新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诗人由早期的文学先锋组成，以鲁迅为代表；第二代囊括了李金发以及其他一些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比如冯至；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卞之琳、废名和其他的“现代派”；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诗人构成，比如穆旦、郑敏、陈敬容等。这些诗人既具有个性又有共性地探索着新的诗歌形式，来配合他们诗歌的主体性表达。

　　张枣曾经说，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1984年，他在文学活动中与柏桦相识。张枣去世后，陈东东在纪念文章里，把《镜中》形容为“知音之悦”，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与尔同销万古愁。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性的追寻》或可视为张枣超时空的一场诗的“知音之悦”。（林 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