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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的“知音之悦”
2020-10-19 11:22:45
文章来源
海南日报

  “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镜中》被视为张枣的代表作,评论界认为它鲜明地亮出了张枣的诗歌方法论。用张枣自己的话来说,这种方法论就是“从汉语古典精神中衍生现代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

  

  

  

  《镜中》写于1984年,那时张枣23岁,考入重庆的四川外国语学院读研究生。“在四川,青年诗人们像红汤火锅那样热腾滚沸起来,忙于假想或实际的诗歌江湖……” (陈东东《亲爱的张枣》)。张枣进入了这个磁场,很快也成为了一个磁极。

  

  张枣少年早慧,16岁就考入湖南师范大学英语系专业,20来岁就在诗坛成名。写出《镜中》之时,张枣对新诗创作及理论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这个理解就是围绕着“现代性”的追寻,在其后的几年时间里,张枣继续向着新诗创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拓展思考。

  

  《现代性的追寻》的副标题叫“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为什么时间点放在1919年呢?因为,张枣曾将“对‘现代性’的追求”称为“白话文学运动另一桩未了的心事”。谈论中国新诗离不开新文化运动这个大的背景。新诗在当时被称为白话诗,它从诞生之日起就有着浓厚的启蒙色彩,就是与社会思潮联系在一起的。回顾新诗的历史,有破坏,有建设,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新诗的成熟伴随着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加深,对西方诗歌的创作方法的移植及借鉴,然后再经过内部艰难的消化、吸收和新的传统的构建过程。

  

  张枣认为,“一种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使得写作者面对创作过程以及自身姿态的意识都得以强化,这是现代诗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胡适的《尝试集》是公认的首部白话诗集,但在张枣看来,这一标志没有出现在《尝试集》里,鲁迅的《野草》反而更加符合。张枣致力于重新阐释《野草》,认为它是第一代白话诗人追寻现代性的代表性例证。

  

  张枣用“现代性”的视角把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诗人重新划分为四代:第一代诗人由早期的文学先锋组成,以鲁迅为代表。第二代囊括了李金发以及其他的一些象征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比如冯至。第三代包括了戴望舒、卞之琳、废名跟其他的“现代派”。第四代主要由1940年代的诗人构成,比如穆旦、郑敏、陈敬容等。这些诗人既具有个性又有共性地探索着新的诗歌形式,来配合他们的诗的主体性表达。

  

  张枣曾经说过,“文学是寻找知音的活动”,他文学活动中最重大的事件,就是1984年与柏桦的相识。1985年早春,北岛走进张枣的宿舍,那是另一段恒久的友情的开端。张枣去世之后,陈东东在纪念文章里,把《镜中》形容为“知音之悦”,映照以印证,以构筑起超物理维度的精神空间,与尔同销万古愁。

  

  在更广大的意义上,《现代性的追寻》或可视为张枣超时空的一场场诗的“知音之悦”。(林颐)


责任编辑:李盛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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