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演员都演过曹禺先生的戏。我演过7部，导过1部。我中学时第一次接触话剧，看的是《北京人》；我第一次上台，演的是《日出》；离休后，剧院领导把我找回来，演的是《家》；我最近登台演出，演的还是《家》。

　　1949年9月，我第一次见到曹禺先生。他为人真挚，又带着孩童般的率真，与我想象中不太一样。1963年，曹禺先生写话剧《王昭君》时接到通知，让他去体验生活，着手写现代戏。我被派去随从。那次经历让我获益匪浅，我记住了一个词—“不一般”。曹禺先生告诉我，无论走到哪，只要发生了你有兴趣、感觉“不一般”的事件，甚至一个人名，都要把它记下来。

　　曹禺先生深爱剧院，对北京人艺的一砖一瓦、一人一事都倾注了深厚感情。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艺开始排《王昭君》。有天我在后台备场，曹禺先生找我，让我帮他做件事，“我准备了一本册页，你帮我请全院成员，在上面写一写，哪怕题句话、签个名也可以。”为了这件事，他连续给我写了3封信，谈这本册页如何弄。后来，我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这本册页现在由他的女儿万方捐到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或许正是这种对每一位艺术工作者的尊重与厚爱，潜移默化中，造就了北京人艺平等和谐的创作氛围。

　　曹禺先生平易近人。当年剧院同事们很少称呼他“曹院长”，年长些的叫他“曹禺同志”，年轻者直呼他“曹头儿”。我和“曹头儿”接触不少，但在他面前，我常是发怵的。

　　有一次，他来看我们排《王昭君》，看完后说有一场我是按喜剧来演的。我当时胆怯了，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理解偏差了，反复琢磨他的话、反思自己的表演。

　　从他的身上，我深刻体会到，文艺创作是创造，要关注“不一般”，不能甘于平庸和复制。无论是演员还是导演，要永怀谦卑好学之心，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不知道的不装懂，沉下心学习知识、体验生活。

　　“大地是沉郁的，生命藏在里面。”曹禺的文化精神和美学品格，至今还影响着北京人艺这样一个创作集体。如今，无论我是排戏还是导戏，常会想：如果曹禺先生在世，他会怎么看？是不是达到了北京人艺应有的标准？我还有个愿望—明年导演一部曹禺先生的戏，在我们剧场东扩的“曹禺剧场”上演！

　　（作者为北京人艺演员、导演，记者王瑨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