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29张罚单，涉及金额16.3亿元，堪比最严监管的2018年，疫情阴影下的2020年，金融监管可谓是强势加码，而银行合规经营依然任重而道远。

　　2020年，为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的合规力度持续深化。据发现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为准），银保监会及各级银保监局共披露3829张罚单（除金融租赁系），合计罚款金额近16.3亿元，相较于2019年2900多张罚单、8亿多罚金，2020年不仅罚单数量井喷，处罚金额也大幅上涨，百万级、千万级罚单几成常态，甚至出现亿级罚单。

　　“监管必定是从严的，与背景无关。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21年还会延续去年的强势监管。未来几千万或者上亿的罚单应不会是少数现象，监管机构必须要重拳出击，才能在复杂形势下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监管专家张虎向发现网记者表示。

　　此外，小花科技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苏筱芮也表示，“一方面，伴随着商业银行理财转型进度的步伐加快，理财规模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一些激进行为，需要“踩下刹车”，保持业务经营的平稳有序。

　　据了解，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提到，将健全人民银行的履职手段，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针对金融市场违法成本低的问题，《征求意见稿》加大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规定对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可以加重处罚，罚款上限提高至二千万元。

　　从央行文件释放的信号中推断，对于金融机构违规情形，央行、银保监等监管部门有望在2021年加大对商业银行的违规惩罚力度，提升其违规成本，以“罚”之形式督促其完善业务管理。”

　　3800张罚单警示全年“强”监管

　　从罚单数量来看，2020年处罚力度堪比2018年，银保监系统平均每天开出超10张罚单。据发现网不完全统计，2020年全年（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日期为准），银保监会及各级银保监局共披露3829张罚单（剔除金融租赁系外），合计罚款金额近16.3亿元。其中银保监会开出罚单63张，金额达6.23亿元。地方银保监局系统开出罚单3766张，金额10.07亿元。

　　按月度来看，2020年1-12月，银保监系统开具罚单的数量分别为314张、97张、352张、243张、153张、375张、436张、282张、288张、204张、276张、809张。

　　值得注意的是，因疫情影响，上半年整体监管处罚力度稍微弱，仅6月份被罚金额超亿元。但是进入下半年后，随着千万元罚单以及亿元级罚单的落地，处罚力度迅速加强。其中，7月和12月罚单数量达到400张以上，12月更是超800张，罚金均超4亿元。

　　内控管理与涉房贷款成被罚重灾区

　　从今年开出的罚单来看，同业业务违规、贷款业务违规、机构内部管理、业务违规收费、中介违规等仍是处罚的重点，其中影子银行、涉房贷款、违规搭建的金融集团仍是重点监管的对象。

　　按银行类别来看，农商行、农信社以及村镇银行违规情况依然最严重，收到罚单2184张，被罚金额37731.95万元，罚单数量占比超57%。其次，国有大行收到罚单773张。

　　值得一提的是，信贷作为银行传统业务，其资金流向始终是监管关注重点。在2020年，关于银行违规“输血”房地产的罚单“毫不逊色”于往年，在年内13张超千万元级罚单中，8家银行涉及房地产领域。

　　例如上海银行，千万级罚单中涉及多项贷款业务违规，包括违规向资本金不足、“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以其他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发放贷款用于偿还银行承兑汇票垫款；虚增存贷款等23项违规。

　　针对银行金融机构信贷资金违规流入房市股市的风险，2020年11月30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指出，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目前，我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39%,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可以说，房地产是现阶段我国金融风险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此后，2020年12 月 31 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建立银行业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制度的通知》。为房地产贷款余额占比、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比划出红线。对于房贷超标的银行而言，后续的降贷不可避免。

　　浙江、湖南两地问题较重

　　从罚单数量上来看，湖南省银保监局开罚单数量遥遥领先，全年共开出了创纪录的584张，紧随其后的山东省银保监局、浙江省银保监局。

　　从罚单金额来看，除了银保监会外，14家银保监局开出的罚单金额在3000万以上。其中浙江省银保监局和北京银保监局开出的罚金超亿元，罚单金额分别为12689.44万元和10087.22万元。

　　从地域来看，华东地区是问题的高发地区，地区内银保监局及分局开出罚单数量最多、处罚力度较大。

　　六大行收罚单773张 罚单金额48840.29万元

　　国有大行是所有银行类别中除农商行机构外，受到处罚最多的。据发现网数据统计，2020年，国有大行因各种违法违规收到银保监会罚单773张，罚单金额为48840.29万元。与2019年相比，罚单数量略多，但是金额却是2019年的2倍。

　　整体来看，除交通银行罚单金额在5000万以下，其余五大行均在6000万以上。

　　其中，中国农业银行违规情况最严重，收到罚单数量最多，共计227张，罚单金额为9757.96万元，罚单数量和被罚金额均较2019年大幅上升。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建设银行，罚单数量为124张，被罚金额为6609万元。

　　股份制银行被罚51097万元 民生、广发银行累罚超亿元

　　在12家股份制银行中，一共收到罚单421张，罚单金额总计5.11亿元。在股份制银行梯队中，中国民生银行在罚单金额上领先，罚单金额高达1.13亿元，其中在7月收到了全年度全行业最高罚单，罚单金额高达1.08亿。广发银行也收到近亿罚单，总金额亦远超同行。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亿元罚单外，千万元计的罚单也频出。例如，2020年2月20日，北京银保监局给中信银行开出合计2020万元罚款，根据披露的信息，中信银行存19项违法违规行为，其中13条涉及房地产。这也是中信银行第三年领到超两千万元的大额罚单。

　　城商行被罚金额18582.7万，上海银行、江苏银行被罚均过千万

　　在城商行当中，2020年共收到罚单398张，罚单金额共计18582.7万元。其中，江苏银行罚单数量最多，达到31张，其次是贵阳银行，收到罚单22张。

　　罚金来看，上海银行和江苏银行均超千万，分别为2042.16万元、1403.52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8月14日，上海银行因2014年至2019年间存在的23项违法违规行为，被上海银保监局责令改正，合计罚没1652.15万元。处罚信息显示，上海银行的个人贷款业务、流动资金贷款业务、票据业务、理财业务、委托贷款业务、内保外贷业务均存在严重违反审慎经营规则的问题。包括违规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违规审批转让不符合不良贷款认定标准的信贷资产等，且"监事会履职严重不到位。"这也是上海银行登陆上交所以来收到的最大罚单。

　　据统计2020年全年银保监系统共开出13张千万级别的罚单，上海银行占了一席。与其他几家被罚的银行类似，上海银行的违规行为也涉及房地产领域，具体为违规向资本金不足、"四证"不全的房地产项目发放贷款、以其他贷款科目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

　　此外，被罚金额较多的还有龙江银行和贵阳银行。

　　农商行违规占比超60% 武汉农商行被罚最重

　　农村金融机构相比其他银行机构，收到的处罚更重。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农商行以及村镇银行在内的农村金融机构收到罚单高达2184张，罚金37731.95万元；罚单数量占整个银行业罚单比重的60%。

　　从处罚金额上看，农村金融机构被罚数额巨大者比比皆是。被罚100万元以上的银行有27家。其中被罚最多的是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该行因20项违规事由被罚938万元。其余被罚较多的还有北京农商行、贵阳农村商业银行，罚款金额均超过600万。

　　针对农商行违规问题连续占比过半的原因，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专家武建强向发现网表示，“农商行违规问题连续占比过半，固然与农村金融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比高有关，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无不是出在公司治理缺失或薄弱之根子上。具体表现为：战略定位不够科学清晰，治理主体履职能力不匹配，“内部人控制”较为普遍 ，“外部人控制”一定程度存在，外部干预时有发生等。《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20）》央行金融机构评级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评级结果呈正态分布。评级结果为1-5级的2106家，占比47.9%；6-7级的1749家，占比39.8%；8-D级的高风险金融机构545家，占比12.4%，主要集中在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从机构类型看，大型银行评级结果最好，农合机构(农商行、农信社、农合行)风险最高，高风险机构数量分别为178家、189家、11家，数量占本类型机构比例分别为12.1%、27.5%、39.3%。经济金融血脉相连、共生共荣。”

　　“因此，对于数量庞大的农村金融机构来说，亟需健全完善公司治理，强化“自律”打基础练内功，注重“他律”严监督促纠偏，促使公司治理既要“形”似更要“神”至。”

　　针对农村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结构缺失问题，上述监管专家表示，“可从两大方面着手，一个是内部治理，另外一个就是外部治理。

　　内部治理上重在自律。强化内部治理主要依靠机构自身建立完善组织架构、职责边界、履职要求等治理制衡机制以及决策、执行、监督、激励约束等治理运行机制并严格执行落实。

　　具体来说，首先，要着眼“有形”，健全规制。近年来金融反腐大潮涉及者众，而农金机构成为重灾区。如今年某省农信系统半年之内7名高管相继落马，尽管风险成因复杂，但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公司治理结构缺失或失效。此外，部分农金机构忘记本源、偏离主业，出现“抓大放小”、“离乡弃农”等倾向，与制度缺失不无关系。为此，要坚持党管金融，农金机构应将党的领导和建设内嵌融入到公司治理各环节、全过程，将股东支农支小服务承诺写入公司章程中，扎根当地、回归本源。同时，根据公司章程及时修订完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薪酬绩效、履职评价、资本管理等，确保制度的合规性及适用性。

　　其次，要着眼“有神”，严格落实。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落实。目前部分农金机构制度形同虚设，执行缺乏刚性。对此，应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引进认同战略定位的优质法人入股，推动“三会一层”尽职归位、有效制衡、协调运作。发挥股东大会职能，对董事会、监事会履职情况进行评价和监督；强化董事会核心作用，加强对经营管理层管理和监督，注重独立董事作用发挥，切实解决独立不“懂事”、“懂事”不独立之怪象；提升监事会独立性与监督作用，约束董事、管理层行为，保护利益相关者权益，并落实向监管机构报告机制。强化信息共享沟通，发挥激励约束机制作用，围绕专注主业、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实施绩效考评改革，防控多层委托代理链条中代理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外部治理上重在他律。农金机构公司治理是利益相关者的治理，这不单单指构建内部约束机制，外部监管、社会监督等外部约束机制也是农金机构完善公司治理架构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因此，一方面要循序渐进，强化治理监管。贯彻落实新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稳步推进《健全银行业保险业公司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实施，通过非现场监管、监管评价、现场检查等手段加强对农金机构公司治理的评估、指导与督促，定期评估公司治理的健全性和有效性，对存在的重大缺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予以纠正，筑牢治理风险防火墙。

　　另一方面畅通渠道，注重社会监督。充分发挥市场、中介机构和各利益相关者的监督作用，建立和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考核机制和监督机制，支持和保护消费者、员工、中小股东等利益相关者向董事会、监事会投诉举报违法违规或违反职业道德行为；支持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更积极主动地指导、帮助、督促上市农金机构提升公司治理能力水平，在遵守商业原则前提下，积极履行更多社会责任。”

　　（发现网记者 罗雪峰 研究员 周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