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于青萍之末
2021-03-29 1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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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杂志

陆晓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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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所有的认知症患者家属一样,等我们感觉到事情不对头时,老妈早已在病魔的偷袭下失去了往日的优雅:

  

  正忙于工作的我,有时一天里会接到她好几个电话,说的都是同一件事情;

  

  家里烧饭的锅,锅把儿开始“残疾”,因为她忘了关火;

  

  把钥匙落在家中,她撞上门就出去云游了;

  

  她貌似坐在沙发上认真读报,但仔细一看,却发现原来她手中那张《参考消息》头朝下……

  

  我们聪明、要强、独立的老妈,渐渐地开始让我们哭笑不得,继而让我们忧心忡忡。

  

  唉,那是哪一年,是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发现事情不对头了?

  

  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唯一的时间点是2007年5月31日,因为在这一天的《效率手册》上,我写下了“带妈妈去北医六院看病”。

  

  在此之前至少两三年,也或许像一些书上说的,早在10年20年前,可能她脑部的退化就开始了。

  

  而20年前,正是妈妈人生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986年底,我父亲在新华社巴黎分社社长任上被查出肝部肿瘤,同在分社工作的妈妈陪他回国治疗。8个月后,父亲的肝癌终于不治。

  

  安葬了父亲后,妈妈原本期待能重返巴黎工作,但单位让她办了离休手续。最初的几年,妈妈和朋友一起编纂了一部法汉大词典。还曾到一家基金会上过几天班,但她没有在那里找到感觉。此后,她不再工作,除了偶尔出去旅游,就是独居家中。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她大脑中一场攻城略地之战,就已经悄悄打响:那里面正出现越来越多阴险的β-淀粉样斑块,原来灵动的神经元纤维也不再翩然起舞,而是慢慢地纠缠在一起……

  

  好在,受过教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不是妈妈“老糊涂”了,不是妈妈故意给我们捣乱,而可能是病了,得了那个叫作什么“阿尔茨海默”的病(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认知症”这个术语)。

  

  毫无疑问,要带妈妈去看病。

  

  但,带妈妈去看病,是一个何等艰巨的任务啊!

  

  跟她说:“妈,你现在记忆力衰退得有点快,咱们去医院看看吧!”

  

  她有成千上万个理由拒绝你:

  

  “谁说我记忆力不好?我记忆力好着呢!我去买菜,卖菜的都说我脑子快。”

  

  “胡说,我才没病呢,我身体好着呢!”

  

  “我同学都说:你的微积分我们都比不上……”

  

  呵呵,的确,我这个要强的老妈有个很不错的数理化脑瓜,但阴差阳错,她竟然跟着我那文学青年出身的爹,进了《新华日报》,又进了新华社,成了一名搞国际新闻的记者和编辑。当然,她的聪明脑袋瓜,让她很快掌握了法语。当北非原法属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要求新华社派驻记者时,我那学英语的爹跟着她从大分社开罗到了摩洛哥,因为当时在那里,只有我妈一个人能说法语。

  

  可是,俱往矣,老妈,你现在不再是令同学羡慕的学霸,也不再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你就是一个大脑衰退得让人担心的老太太,你必须去看病。

  

  在若干次正儿八经的劝告无效后,我只能另辟蹊径:既然你不承认自己的记忆力出了问题,我也就不说带你去看什么病;既然你总是拒绝,我就不再征求你的意见,直接挂好专家的号;既然你不愿意去医院,我就说带你出去玩玩……总之,我连蒙带骗地,居然就在那一天,成功地把她带到了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

  

  进了医院的妈妈,竟然立刻就变“乖”了很多。她默默地坐在候诊室等着看病。当医生给她测查记忆时,她也努力完成了“作业”,只是最后的结果让她火冒三丈,她在走廊里大喊:“胡说八道!谁说我记忆不好,我的记忆力比你们都好!我没病!”

  

  77岁的老妈,记忆力已经在同龄人的最低水平上。毫无疑问,她得了病,这个病正在让她的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日渐退化。

  

  于欣所长诚恳地说,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治疗,除了吃药有助于延缓疾病进程外,最重要的就是增加社会交往,社会交往是对这个病最有效的防治方法。

  

  于大夫一连说了好几遍。其实我早就明白,妈妈得病多少和她缺乏社会交往有关,但偏偏她就是一个爱独来独往的人。

  

  楼下的小花园,是许多离退休老人聚集的地方,也是老妈外出的必经之路。但她从那里路过时,眼睛仿佛长在脑门上,对那些坐着聊天的老人几乎视而不见。好在我家在这个院子住了几十年,总会碰到些熟人,比如我的幼儿园老师,这时妈妈才能停下来聊上几句。最开始,还有几个老同事邀她每周打一次麻将,但随着老同事要么进了养老院,要么“走”了,麻将小组也就自行解散了。

  

  3个孩子彼时还都有自己的工作,但父亲去世后,我们只要在北京,每周都会回家看老妈,我和妹妹也经常接妈妈到自己家里小住。

  

  在离休后的日子里,老妈每天的生活还算规律,除了买菜、做饭、散步、浇花外,就是在家读报。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读报,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外大事,已经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

  

  我曾劝她养只猫或狗,因为心理学上有所谓的“宠物疗法”。对很多老人来说,宠物有效地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帮助他们建立了新的社会联结。但我的老妈说:“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养狗。”——哦,原来养猫养狗会让她觉得自己不再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我想,那是她需要保持的一种身份,即便是在离休以后,她也要维持这样一种身份,那是她的生命价值所在。

  

  医生希望她能经常去复查,以了解病情的进展情况,但老妈坚决不从。虽然她脑子开始糊涂,但一说起去医院,她就明白得很。我们说服不了她,又不能绑架她,只好更多地回家陪伴她,督促她吃药,陪伴她外出,让她能有机会通过接触外界,获得新鲜的信息刺激。

  

  紫竹院的河开了,我们拉着老妈去嗅早春的气息;

  

  玉渊潭的樱花开了,我们假装去日本赏樱;

  

  景山公园漫山都是中老年人的合唱团,咱们也去看热闹,看看她是否也能张开嘴;

  

  过年了,咱们一起到城乡贸易中心买件新衣;

  

  院子周边的街道,咱每次挎着老妈遛弯都走不同的路……

  

  现在回过头来想,陪已经被认知症侵袭的老妈,不仅需要我们付出时间,还特别需要我们付出心力,需要我们具有创造性——我买了涂色的画本,让她跟着我涂色;我和她下她喜欢的跳棋;她数学好,我就买了数独习题集想让她做;我用iPad上的应用软件教她画画;我逗她回忆生活中的经历;我还假装帮她给朋友写信;甚至,我还带她去看了初恋男友。

  

  那个伯伯是她去解放区时认识的,后来妈妈随军南下解放大西南去了,那位伯伯被组织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工作,不知怎的就失去了联系。待到再次见面,已经是“文革”结束后。

  

  见面那天,那个伯伯曾对我妈妈说:“这些年,你是出国、出国、再出国,而我是下放、下放、再下放。”

  

  我还记得那天带妈妈去看那个伯伯,下了公交车,天已经有点黑了。我给伯伯打电话,他到大门口来接我们。昏黄的路灯下,老人佝偻着身子走了出来,他看到妈妈,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看到两位老人手拉手蹒跚地走在我前面,我心酸不已,也感动不已。

  

  我猜那天伯伯也深受触动吧,但我那聪明要强的老妈,已然失去了和他对话的能力……

  

  (摘自《给妈妈当妈妈》一书)


责任编辑:刘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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