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中国上演了一场空城计。空荡荡的街道，冷冰冰的商店，看起来就像一部超现实的末日连续剧。随着欧洲和北美日益扩大封城封关，这种景象在纽约、巴黎等各大城市重现。

　　欧美地区的公众舆论正聚焦在未来的局势发展，以及封城对生活的实际影响：人们将如何获得食品供应？医疗服务是否经得住考验？疫情期间薪酬从哪里来？

　　COVID-19病毒还在不断蔓延，关于如何应对这种社会和商业中断，中国已总结出一些经验与教训。事实证明，数字技术是关键驱动之一。

　　最新的迹象显示中国的疫情已得到控制。但是我们回头来看看武汉，这座拥有1100万常住人口的城市是是全球最早封锁的城市，面对突如其来的状况，民众毫无防备。在封城的早期，武汉曾出现恐慌性抢购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现象，超市的货架被一扫而空。

　　但是，在短短几天后，物资就开始源源不断地流进武汉。尽管对疫情感到担忧和恐惧，民众很快就接受了封城的事实。当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网上购物，还与供应商达成合作，确保物资能够送达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中国城市的超凡应变能力，离不开以下两个因素：

　　一是数字配送系统：中国大城市早在新冠之前，网购的食杂物品在下单后20分钟内就可以送货上门。这主要归功于数字技术的应用。例如，阿里巴巴旗下的菜鸟网络通过人工智能库存系统，来支持其服务商家的供应链。该系统同时打通线上和线下资源，帮助商家拓展分销网络。借此优势，在武汉宣布封城之后，阿里巴巴能够火速带着食品和医疗物资驰援当地。

　　二是中国消费者对在线平台的熟悉程度：过去五年里，阿里巴巴、京东和美团等数字技术公司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下改变了中国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使他们从实体店购物转向网上购物。这些公司通常会利用“超级APP”来提高用户黏性。据统计，在2019年，中国电子商务的渗透率已达到零售总额的36.6%，71%的中国消费者通过手机APP进行网购，占电子商务交易总额的80%。

　　基于上述因素，小区居民和志愿者也可以自发组织爱心行动，为在家自我隔离的居民送去生活必需品。例如，在实行封闭式管理的北京海淀社区内，居民们通过聊天群进行团购，由志愿者在社区门口接收抗疫物资，然后挨家挨户送货上门。

　　但在欧美地区，数字技术的应用现状似乎远不及中国。

　　在美国，尽管美国消费者很乐意在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平台上购物，但2019年的网购销售额仅占美国销售总额的16%，而中国早在四年前就已经达到了该比例。

　　此外，尽管力推网购的沃尔玛和已经收购全食超市的亚马逊在努力开展食品配送服务，美国消费者在食杂用品上转向数字世界的速度远慢于中国消费者。而且，食杂用品和即食品的送货服务仍具有挑战性，最后一英里物流尚未达到中国城市的标准。即使在餐饮行业，Uber Eats等美国企业也远落后于美团点评和饿了么等中国同行。

　　欧洲在这些方面更加落后。尽管家乐福Ooshop购物网和Deliveroo等初创企业正打造最后一英里物流设施，但消费者的相关需求和意愿都比较低。另外，由于欧洲老城区基础设施和劳动法规的局限性，迅速构建一个高效物流系统的任务变得极具挑战性。

　　去年，就在阿里巴巴庆祝“双11”、亚马逊庆祝“感恩节”的丰硕战果时，欧洲大型商家的物流系统却在“黑色星期五”遭遇困境。我自己就收到了一家法国大型电子零售商的致歉信和订单取消的信息。若只是涉及节日礼品，似乎关系不太大，但倘若关乎家人和孩子的温饱问题，消费者就不会那么宽容了。

　　当然，疫情终将会迎来胜利时刻。创造力和凝聚力绝非中国仅有，欧美民众也会找到适应其国情的解决方案。但欧美的政府、城市和商家都应重新审视中国是如何利用数字优势，来应对疫情下的物流挑战。欧美国家应敲响警钟，在下一次大流行病到来之前，加快经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

　　林成义(Chengyi Lin)|文

　　林成义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战略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