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间，一场罕见大雨，让素有“古建第一大省”之称的山西接受严峻考验——

　　据上报到山西省文物局的信息，截至10月11日，1783处文物出现险情。其中国保176处，省保143处，市、县保661处。而受损数量最多的，是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也就是那些几乎“无保”的古建。

　　对受损情况稍作梳理我们便会发现，类似晋祠、天龙山石窟、解州关帝庙崇圣寺等国保以及省保受损并不太重，施救也相对顺畅。而受损最严重且后续施救保护困难的，恰恰是低级别文保单位和那些几乎“无保”的古建。“同木不同命”“同砖不同运”——可以说，一场大雨，冲刷出中国古建文化遗产“无保”领域的普遍困境。

　　在我国，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分为全国、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县级以下还有大量文物尚未核定公布为文保单位，它们尽管没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号加身，其实也入了国家文物的“户籍”。

　　古代建筑，主要是木结构或砖木结构，在长时间持续雨水环境中易受损，墙壁等易形成坍塌，瓦面也会出现渗漏……历史上，传统古建有良好的排水系统，主要通过每年“岁修”，勤于维护，保证屋面不漏雨、地面排水顺畅，从而有效地延年益寿。一旦缺乏管护，长时间中断修缮，其毁坏就会积重难返。

　　平心而论，这些年，随着文物保护意识的增强和保护力度的加大，古建等易受损文物的生存状况已得到极大改善。但是，其改善更多集中在那些耀眼的代表性古建遗产上。业内人士介绍，以前的文保资金管理体系，简单说就是“国保”由国家出钱，“省保”由省里出钱，“市县保”由市县出钱，而那些尚未定级的古建原则上由当地政府负责，但其大量散落于偏远乡野，常年无人看护维修，生存现状岌岌可危。

　　级别高，保护力度大；级别低，保护力度弱，甚至无从保护——这是当前文保领域的普遍困局。其实，文物虽有级别差异，但本质上并无“贵贱之别”。“物以稀为贵”，常见的并不意味着就没有价值。毕竟，对于那一方土地而言，乡土之上的古建虽然残破，但往往意味着文化底蕴的凝结和乡土情怀的体现。

　　近些年，文保资金体系有所调整，总体向低级别文物倾斜。比如，2019年实行的新版《国家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省级及省级以下文保单位，也可从国保专项资金中获得支持，不过比例有限制。这意味着，绝大多数省保以下的古建，其保护依然主要依赖于地方。

　　然而，古建保护是个系统工作。不但需要设备、技术，更需要人力、资金等支持，这背后是一整套完备详细的配套机制。对于基层而言，难在推行和落实。仅就人力而言，省级层面的文保人员尚且十分匮乏，更遑论基层了，那些低级别或无级别的古建文物在日常保护中根本无法关照到位，这是普遍现象。

　　如果文保专业人力不足，是否可依靠当地社会力量呢？现实情况却是，一方面，业余人员因缺乏专业文保知识和意识，难以及时关注和保护；另一方面，很多古建位置偏远，而且当下很多村子已成“空心村”，仅剩年老体弱的留守村民而无力承担文物保护之责。

　　显然，从常态化文物保护角度而言，仅靠各级政府投入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积极鼓励各地政府出台配套激励、奖补政策，努力吸引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保护。但是，如何让这些社会力量愿意把目光投向低级别古建呢？这样的参与能否达到文物保护的预期呢？文物保护需要的是持久性，不是一锤子买卖，更不是一刀切。在引入社会力量层面上，恐怕还有一段漫长的磨合之路需要走。

　　如今，大雨已止，北方寒气来袭。许多文物古建的修缮，只能留待来年。期盼文保征程上，有更多人愿意为那些“无保”之宝们，在狂风暴雨中撑起一把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