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植物化学研究水平已从‘跟跑’成为‘并跑’，在部分类群植物或类型天然产物已进入‘领跑’之列。同时，我国植物化学的研究也遇到了很大挑战，学界希望发现新颖骨架、新结构的化合物以及它们的生物功能，政府管理部门也期望科研人员能发现更多有潜在应用前景的先导化合物、研发出更多能防病治病的药物。”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汉董对我国植物化学的研究现状做出了这一研判。

　　那么，在植物化学研究处于一个相对发展缓慢的阶段之时，我国植物化学科研工作者该如何认识与应对这一瓶颈期？

　　孙汉董说：“一定要有信心，要发现更多有开发应用前景的植物化学成分必须紧密与现代生物学、现代药理学以及各种组学等学科手段密切相结合，把‘科学故事’讲清楚，并最终找到潜在的开发利用价值。”

　　事实上，全世界共有约30万种高等植物，历经200多年的努力，世界天然产物化学家也不过对其中约5000~6000种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物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

　　“正是由于研究平台、方法与手段的不断创新，我们对每一种植物所含的次生代谢产物都不能认为已经认识清楚了。所发现的新类型、新骨架、新结构化合物越多越好，不是经几类常规的药理模型筛选后没发现什么生物活性，就否认了这些化合物的价值。因此，推动天然产物化学的发展仍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责任和担当。”孙汉董指出。

　　与此同时，孙汉董也提到，目前中国虽有庞大的天然产物化学研究队伍，每年产出大量研究论文，但新药研发之路却举步维艰，原因何在？

　　孙汉董说：“若要将研究不断向前推进，首先必须有足够的样品，进一步开展临床前的药理、药代动力学等相关研究。但科研人员从几公斤甚至几十公斤植物样品中往往只能获得毫克级、百毫克级或克级的样品，无法满足新药研发所需。再加上发现一个药物‘先导’的难度很大，当下相对滞后的晋职和考核标准，都会让新药研发之路较为艰难。”

　　为此，他建议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有必要对我国各地疗效明确、有特色的道地药材集中力量进行深度研究，较充分认识这些药用植物的化学物质基础及生物功能，为进一步研发新药、阐释以这些药材为原料的中成药的生物功能及临床疗效提供坚实的科学依据。

　　孙汉董表示，每一种道地或有地方特色药材的活性成分，大多并不只是某单一成分，而是几个或几类化合物通过“君臣佐使”发挥的协同作用。目前在我国中成药就是根据其“君臣佐使”原则配方而成，如果要找出它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对大多数中成药来说是不可能的。

　　“只能在安全有效的基础上探讨配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尽可能认识一些化学成分，能在药理学上给出有关成分与其功效相符的科学数据而已。目前，对中成药或中药我们只可能认识到这一步，核心是安全有效。”孙汉董说。

　　最后，孙汉董建议，科研人员要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沉下心来，不断积累，根据自身的平台、资源和人才等来决定相对长期的研究方向，没有必要都挤在一座“独木桥”上，应该选择多通道去探索、去发展，呈现出中国植物化学的特色和中国天然产物多样性与精彩纷呈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