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二可院士团队的三代师承故事
2021-09-08 10:25:04
文章来源
中国科学报

  在经费和科研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思考怎么研制更有用的雷达,是以毛二可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的坚持。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不受一时困难的影响做科研,是以龙腾为代表的第二代人的坚持。在面临选择、诱惑的当下,矢志不渝地把工作推进下去,是胡程等第三代人的坚持。三代人的坚持背后,是一个与雷达有关的师承故事。

  从17岁到87岁,中国工程院院士毛二可在北京理工大学待了整整70年。70年间,他见证了雷达专业从无到有,再到发展壮大,其间育人无数。

  2020年教师节前夕,他获得北理工第二届“懋恂终身成就奖”时,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100万元奖金捐给学校。“我就是一名普通老师,希望这笔奖金能为支持我成长、工作一辈子的地方,培养出更多、更好的人才。”毛二可说。

  在第37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毛二可接受了《中国科学报》的专访,分享了他们团队三代人的师承故事与“雷达精神”。

  重视动手能力

  “毛,为什么不设计一个接线盒,把乱糟糟的电线收拾一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导师库里科夫斯基的指导让毛二可至今记忆犹新。

  早在中学时代,毛二可就在哥哥的影响下加入了无线电协会。土电话、矿石收音机、单管收音机……他四下搜寻零部件,组装成新装置,对无线电、雷达很是痴迷。

  1951年,毛二可入读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1952年,华北大学工学院更名为北京工业学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1953年,北京工业学院在我国地方高校中第一个成立雷达专业,并从列宁格勒理工学院引进雷达专家库里科夫斯基。

  库里科夫斯基向来主张,为了解答心中的疑惑,要十分重视基础理论,并且主动开展实验。因此,与专业学习无关的事在他这里是不允许的。想学习就要全身心地忘我投入这样一种理念,就此在毛二可心中扎下了根。

  库里科夫斯基每天都要先去实验室溜达一圈,再回到办公室。有一天,他看见毛二可在实验室里制作实验装置,便建议做个接线盒。热衷动手实践的毛二可,连夜便把接线盒做好了。第二天他看见做好的接线盒,满意地点头赞许。

  也正是在库里科夫斯基的指导下,毛二可和3名同学在毕业设计中制作了新中国第一套电视发射和接收装置。它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矗立在学校主楼顶上,成为当时学校的地标。

  后来库里科夫斯基回国,师徒再无缘得见。毛二可曾托前往苏联的同学给库里科夫斯基捎去了生活用品,库里科夫斯基还回赠了他若干画册。

  然而,这种重视动手、全身心投入的作风却在北京理工大学雷达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雷达所)师生间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毛二可都特别强调学生的认知性实验。“雷达专业的学生要知道雷达怎样开关机,从雷达上看云雨、飞机的回波是什么样的……学习首先要有感性认识,否则就会空洞得像中小学生学雷达一样。”

  本科毕业后,毛二可留校做助教。初为人师的他,遇见了一个特别的“学生”——时任北京工业学院院长魏思文。作为院长,魏思文希望多了解雷达知识,便虚心向毛二可求教。毛二可每周给魏思文上一堂无线电理论课程,又让他动手组装一台收音机。收音机和雷达的原理有近似之处,在装配、焊接过程中,魏思文的理论与实践得以提升。

  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

  “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坚持下去,你就有可能找到破解之策。失败时,多回头看看基本原理。”这是毛二可时常对团队成员、学生们说的一句话。

  1953年,为了支持专业建设,国家调拨了三台雷达,供该校使用。一时间,雷达专业发展欣欣向荣。

  然而,好景不长。“文革”中,受家庭成分的影响,很多重要项目毛二可都无法参与。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不能参与相控阵雷达整体设计,他就做高频相位计;做不了整机,他就做雷达部件。

  得益于逆境中的坚持,1978年,科学界迎来了春天。在当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北理工获得34项全国科技奖,名列全国高校第一,其中就有毛二可的一项。经历过一番风雨,从前那个爱说爱笑的毛二可,也愈发变得成熟稳重起来。

  “在经费和科研条件有限的情况下,思考怎么研制更有用的雷达,这是以毛老师为代表的第一代人的坚持。”毛二可弟子、北京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龙腾说。

  时光来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的科研方向层出不穷。然而,在雷达所,毛二可不管外面的风云变幻,一直埋头做雷达研究,并明确提出两个观点——“不能只做定制化部件了,要做就做通用化部件”;“不能只做部件了,要做就做整机、系统”。

  脱靶量测量系统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1989年,毛二可在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国家急需一种可以安装在靶标上、快速准确测量脱离靶心距离和轨迹的电子系统。他抓住这一机遇,创新提出了全时空雷达的基本概念和原理,1995年至上世纪末,成功实现了脱靶量测量全系统工程化,并于2000年正式投入使用,由此宣告了雷达所转型之路的成功。

  “这就是典型的毛老师团队学风。他教会了我们从最基本的概念出发,面对问题找出破解的办法,然后坚持几十年,持之以恒地解决问题。”龙腾说。直到今天,所里都在坚持这个方向。

  多年来,北京理工大学雷达及相关专业先后有6名院士等一批各行业领军人才从这里走出。

  不受困难影响坚持科研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段时间“搞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雷达专业的很多毕业生纷纷流向外企。留校工资不过600元,而同在一条中关村大街上的公司,开出的薪酬却高达5000至15000元。

  “买了这么多仪器,将来到底要给谁用?”毛二可在实验室里感叹。那是他第一次在人前流露出心中的郁闷。

  他决定给年轻人加工资。“‘老人’不要紧,关键是留住年轻人。”毛二可想尽办法从各种经费中挤出钱,给年轻人每人每月涨了200元,800元薪酬比他自己的收入还高。

  所幸的是,龙腾、吴嗣亮、高梅国等青年教师骨干选择了留下,他们又帮自己的师弟、师妹们理清了思路,留住了曾涛等人;团队还招收了赵保军、陈禾等博士后,才度过那段艰难期。

  这正是以龙腾为代表的第二代人,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所经历的不受一时困难的影响坚持做科研的故事。谈及怎样做选择,龙腾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问我将来要如何选择工作,我告诉他们,要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工作的成长性。如果这个工作有很多值得挑战的地方、你可以从中获得成长就选择留下,这远比眼前利益重要。”

  雷达所虽然度过了艰难期,但人力资源、成果转化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尤其是在工科专业中,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的理想配比是1:10:100,即科学家有1个科研想法,需要10名工程师出样机,而真正实现产业化需要100人。

  如何真正化解难题?2009年,恰逢中关村出台了“1+6”政策,鼓励教师创业。在学校的支持下,雷达所成立了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也是中关村第一家实行教师股权激励机制的公司。那一年,毛二可75岁。5年后,理工雷科上市。

  所行并非为了钱。实际上,毛二可把能让出去的荣誉都让出去了,能捐的钱都捐出去了。自从1995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来,他从未在成果、论文上署名第一作者。2020年,他将100万元奖金捐给学校时,只说供学校人才培养之用,并不做具体的学科要求。他的做法换来的是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以及团队乃至校园中的谦让学风。

  选择心无旁骛的价值观

  雷达所素以学风严厉闻名。所里对科研项目分级,除了纯概念研究的课题,绝大多数研究生都要处理实测数据产生结果。为了获取实测数据,他们要奔赴艰苦地区的试验场,并连夜处理观测结果。冬季的北方、夏季的南国,颠簸的机舱里、风浪中的海船上,都留下了他们青春的印记。“学生选择了这里,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心无旁骛专心科研的价值观,要全身心投入学习和科研……”龙腾告诉《中国科学报》。

  曾经有老师认为太苦太累会吓退学生,希望放松些要求,但被毛二可和龙腾拒绝了。“黄埔军校创办时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升官发财请走别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凡是敢来的都是愿意和你一起奋斗的,要是标准放低了,最后可能连风气也没有了。这就像士兵打仗,究竟是怕苦还是怕输?要想打赢就没有轻松可言。”龙腾说。雷达所的坚持虽然也“吓退”了一小批人,但留下的都是愿打硬仗、敢拼敢赢的精兵强将。

  “毛老师务实、拼搏、肯干,很有人格魅力;龙老师领导力强,更有激情、热情。如果说第一代人是创业,第二代人是追赶和并跑,第三代人则是要努力实现领跑。”作为第三代人,北理工雷达所副所长胡程说。

  时代飞速发展,如今的学生特点已不同当年,怎样把精神传承下去?“最好的方式是言传身教。学生看到教师在努力,也会被其感染,通过项目锻炼产生自我认同后,继续坚持。”胡程说。

  这一点,毛二可依然是最好的精神领袖。“从事工程科学,智力不是第一位,努力更重要。”早在多年前,他的作息表中就没有周末,早上8点至12点、下午2点至6点、晚上8点至10点30分,除了周六晚上、出差,其他时间都在实验室。他早已将科研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融入纯粹的人生。

  “我们就是为人才培养和科研事业而生的,你来这儿就必须认可这件事。”龙腾说。正是有这般明确的价值取向,第二代人在雷达信息处理、第三代人在“雷达+”研究上才能走出新天地。

  因为在他们面前,始终有着一盏指路明灯,他的名字叫“毛二可”,或唤作“国家、团队、拼搏、创新”的北理工雷达精神。

  温才妃


责任编辑:曹晖

毛二可

院士团队

免责声明

发现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违法、不良信息举报和纠错,及文章配图版权问题均请联系本网,我们将核实后即时删除。


  • 版权所有 发现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