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用农民的逻辑看待企业家，认为成功是精心筹划、辛勤工作的结果，如果失败，就意味着你做错了什么；美国则用狩猎者的逻辑来看待企业家，认为创业充满不确定性，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即使失败了，别人也会认可你的艰苦努力。

［美］梅根·麦克阿德 明月 译

狩猎者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几乎没法控制自己的环境。他们的生存之道是移动，一处没有收获，就要寻找新的地方。如果在一个部落中有人出工不出力，你可以退出来加入别的部落，这容易判断也容易做。如果此地没有猎物了，或没有合作的猎人了，你换个地方换个部落就行。

农民无法跑路，他们被束缚在土地上。现在犯下的懒，只有到冬天没有粮食时才会被惩罚，早晨不出工，也不会马上挨饿。所以，对农民来说，他们的道德不是退出，而是控制。下功夫照料庄稼的人会有更多的收获，收获多的人家，就更有能力度过饥荒。

狩猎者的道德准则是看重与提供眼下的保险：互惠和平等；农民的价值观则着重于激励为未来而生产：一分辛勤，一分收获和公平。

当然，这是一种简化的总结，实际上农民也分享，猎人也奖励个人努力，但他们的价值取向如此不同。在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书的人类学家希利·开普兰认为，这是他们对食物供应结构的理性和必要的反应。

当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激辩福利政策时，他们谈论的不正是这个话题吗？自由主义者说“他们穷，不是他们的错”；保守主义者说“当他们的孩子长大成人，高中毕业，有了工作时，他们就会好起来”——这些都对。一些人觉得生活在美国的人，像是在追逐大型猎物的狩猎者，是否有收获全靠运气；另一些人觉得生活在美国的人像农民，收成全靠耕耘。正是这些不同的看法，造成了人们对税收和福利政策的分歧。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兼收两者长处的综合体。在每个国家都有这种综合体的某种版本，但美国的版本很极端。美国对失败的企业家很慷慨，一个失败的企业家很容易在这里找到新的工作，因为新的老板欣赏他的折腾劲儿，他也不用担心破产企业留下的债务，破产保护法会慷慨地保护他的个人资产不受影响；我们对那些不劳而获的人反而很严厉，觉得那简直就是犯罪。对那些在纽约斯塔顿岛海边豪宅置业的中产阶级，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会给予慷慨的资助；而对那些忘了买保险又遭遇火灾的百姓，我们会认为他们是自食其果。我们是富裕大国，当然，我们也有世界上最出名的下层社会。

我们有时会错把不是坏运气的事当成坏运气。比如，你在密西西比河泛洪区造房子，结果被水淹没，这原本不是什么坏运气的事，但我们照常救助。但在另一些领域，我们对一些真的坏运气却又不当回事。农民或狩猎者很容易分辨什么是坏运气、什么是懒惰和无能，但在现代社会，两者之间的界限反而模糊。

我们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是非常难以识别的。做企业家是一件愚蠢的事，因为多数企业家失败了。这样的说法不禁让人想到，这是不是意味着多数企业家没有什么好的创意，或者多数企业家不懂得如何管理一个企业呢？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成功的是“好”企业家，失败的是“坏”企业家。研究发现，即使挑选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标准是已经建立起至少一家繁盛的企业），再给他配上有经验的风险投资公司，为他提供支持和指导——这几乎是创建一家新企业的最佳方案了，但他再次成功最大的胜算也只有1/3而己。

这也就是他们中很多人不会再尝试新的创业的原因。我认识一个企业家，他成功地创建了一家企业，并在金融危机之前把它卖了出去。他说，他再也不会做尝试了。“创建一家企业，90%的概率是失败，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滋味，真是让人大伤元气。”

那么，如何激励人们来进行这种疯狂的冒险呢？一种方式是像美国这样对成功者进行慷慨的褒奖，美国的技术新贵在全球富豪榜上比比皆是。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德国也有出色的技术天才，却少有人像美国同行一样成为亿万富翁，原因是很少有德国人去做创业尝试。

美国人的创业激情大大超出欧洲人。因为热衷于创业，所以也就有更多的机会拥有新的企业——这对于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在政治选举中，我们常听到政治家赞颂小企业创造了大多数新的就业机会——这在统计学上是正确的，却也容易产生误导。小企业确实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但它们同样毁灭了很多工作机会。事实是，两方面相抵后，多数净增加的新的工作岗位，是由少数快速成长的小企业——那些注定要成为未来的谷歌和沃尔玛的小企业创造的。

那么，如何解释欧洲和美国之间的差异呢？基因说显然解释不通，因为很多美国企业家是欧洲人的后裔。原因在于对待风险和失败的不同文化和规则。在美国做过生意的欧洲人，和在欧洲做过生意的美国人，会告诉你相同的话：欧洲公司高管把公司搞垮，意味着其职业生涯的终结；在美国则恰恰相反，创业失败会为简历增色，尤其是在硅谷这样的地方，你会被当成风险承担者、自我创业者、不惮于担当责任的人。你所学到的教训对新的雇主会很有价值。

简言之，欧洲用农民的逻辑看待企业家，认为成功是精心筹划、辛勤工作的结果，如果失败，就意味着你做错了什么；美国则用狩猎者的逻辑来看待企业家，认为创业充满不确定性，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即使失败了，别人也会认可你的艰苦努力——某种程度上，这种期许有自我应验的功能：在不鼓励冒险的文化中，敢于冒险的人也确实不多。

对待穷人，则恰恰相反。欧洲人认为贫穷、失业等不幸遭遇主要是由于不走运所致，他们会慷慨地与其分享社会资源，从工作的人那里征税，来补贴那些不工作的人；美国人则觉得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要紧的是人人都要贡献自己应尽的义务。

在美国，失败往往是有益处的。如果改变我们对待风险的方式，我们还可以从失败中获取更多的好处。我们需要多一些宽容，少一些评判和指责。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周边往往是陌生人，我们可能不清楚他们的工作，我们无法靠直觉和关系来维系社会的运转。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保证有一套正确的规则。如果想要经济增长，我们就要支持试验性的冒险，哪怕要牺牲一些我们在直觉上感到更舒服的东西；要对敢于冒险的人大加褒奖，要接受高度的不确定性——这就像在狩猎场上一样。

（摘自《逆转：接受失败，做一个上行的人》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