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有一句妙语：“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看你能不能在头脑中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还维持正常行事的能力。”

　　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有一个办法是，跨越相互竞争、相互对立的想法，走第三条路，把它容纳其中。这第三条路一旦走通了，就是极大的创新。

　　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是连接两大知识体系的结果：一个体系是人造真空，最终的结果是英国人萨弗里的“矿工之友”——利用真空抽水的真空泵；另一个体系是大气压驱动的活塞运动，代表人物是发明了高压锅的法国人帕潘，他的思路是利用膨胀蒸汽操控活塞。英国工程师纽可门没有在两个对立的方法中选边站队，而是添加了一个横梁，解决了萨弗里和帕潘的矛盾，实现了伟大的突破。

　　任何一个试图在“人的科学”中自成一派的人，都必须对人的本性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当时，亚当·斯密就面对着两种对立且颇为显赫的学术思想。

　　一种是悲观派，代表人物是霍布斯、卢梭、曼德维尔等。霍布斯认为，人生“孤独、贫穷、污秽、野蛮而又短暂”，人们的自然状态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唯有社会契约足以拯救众生。在卢梭和曼德维尔看来，正义不过是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而已，“公平正义的法则，最初都是由狡猾和拥有强权的人发明的，原本是为了让他们获得维护自己、压倒别人的不公正的优势”。另一种则是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乐观主义。他认为，人的关键属性是社交性，核心是“道德感”——一种源自本能但受神启发的道德感受能力。简言之，悲观派过度理性化，认为道德不过是理性算计的结果，是典型的性恶论；而乐观主义者则认为道德是一种本能，与利益无关，是性善论。

　　斯密既不站霍布斯一边，也拒绝了哈奇森的核心概念，他选择了“共情”（compassion或sympathy）作为自己的立论之基。正是因为人们能感受到他人的快乐或悲伤、喜欢或反感，所以，“我们必须用我们看待他人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将自己反对或赞同的情绪同他人对比，同时也让自己被人看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按照斯密的观念，大概是“知人不欲，勿施于人”。最终，共情带来了互惠、付出和责任的交换，促进了商业和贸易双方的安全，从而塑造了社会道德。由此，《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就这样一脉相承，构建起宏大的理论体系。

　　在现实生活中，非此即彼、非黑即白是常态，人们常常争论不休，甚至势不两立。对创新者来说，这是一个创新的机会。斯密也许是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为之，总之，他抓住了机会，跳出了性善性恶的窠臼，并最大限度地吸收其中可为自己所用之处。例如，他所说的“我们的晚餐并不是来自屠夫、啤酒酿造者或点心师傅的善心，而是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就与曼德维尔关于“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的寓言异曲同工，尽管考虑自身利益并不等于恶德。

　　创新者——要素的重新组合者，比发明家更容易抓住机会。

　　（摘自《中欧商业评论》）